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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的正在建設中的凌家灘遺址博物館。本報記者 徐旻昊 攝

安徽凌家灘玉鷹。（資料圖片）

上海崧澤遺址出土的玉璜。（資料圖片）

江蘇東山村遺址M90墓葬。（資料圖片）

浙江良渚文化玉琮。（資料圖片）

新石器時代的中國，同時存在著發展水平相近的眾多文明，散布在神州四面八方，考古學泰斗蘇秉琦先生傳神地描述為“滿天星斗”。

以環太湖為中心的東南部，為中國考古學文化六大區系之一，包括長江下游的江蘇、上海、浙江、安徽。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中華文明曙光熹微，在這片富饒的土地上，從崧澤文化到良渚文化的發展序列清晰明了，猶如一條伸展蒼枝的文化藤蔓，既串起斗轉星移的時間，又系起山川阻隔的空間。

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崧澤文化，并不局限于上海崧澤，安徽含山凌家灘、江蘇張家港東山村乃至浙江嘉興南河浜，這是一片廣袤的文化聚落群；良渚文化，并不屈居余杭一隅，她反哺著源泉流淌的蘇皖故地，展開一張遼闊的古代文明拼圖。無言的遺址，折射著長三角史前文明開拓前行的鏗鏘步伐；相近的禮器，印證著長三角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時光流影。

長江浩蕩，奔流萬古，這里是中華文明的起源地之一。五千多年前，驕傲的先民就在長三角的土地上不斷密切著血緣的交融、文化的交流，創造出燦爛的文明湍流，成為亙古以來長三角文化血脈的源頭，并最終匯入中華文明的大江大河，至今滋養著華夏億萬生靈。

本版撰稿：本報記者 張理想

安徽凌家灘遺址

把中國文明社會提早300年至500年

1985年，凌家灘遺址發現于安徽省含山縣銅閘鎮凌家灘村。自1987年以來，先后開展14次考古發掘，發現了墓地、祭壇、作坊、建筑遺跡、多處居址，以及大批精美玉禮器、石器、陶器等。經測定，凌家灘遺址距今約5800年至5300年，是長江下游巢湖流域迄今發現面積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心聚落遺址。

2019年，凌家灘遺址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重大課題，并作為長江流域5處區域核心聚落之一被納入到 “中華文明探源研究”課題中。

新一輪發掘，揭露了大型紅燒土遺跡片區，確定該大型紅燒土遺跡距今約5500年至5350年，亦即凌家灘最繁盛時期。同時，出土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最大石鉞、最大玉璜，以及中國史前考古唯一一件龍首形玉器。首次以確鑿的資料證明，遺址核心區經過大規模人工營建。首次發現大型儀式活動相關遺存，證明遺址核心區不僅存在高等級墓地，也是重要儀式活動區。發現迄今唯一的中國史前時代以鉞為主要物品的大型儀式活動遺跡，這是鉞被確立為權力象征的最早明確證據。

“近年來，以崧澤社會的視野認識凌家灘及類似遺存的功能和性質，成為新的視角和切入點。”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介紹，凌家灘遺址以其體現崧澤社會金字塔頂端的祭壇、墓地、大型公共建筑、內外環壕防御體系和優越位置環境，高度發達的玉石器加工業，明顯的社會分層，統一的宗教信仰，被學術界公認為中華文明曙光的典型代表性遺存之一和中華早期文明的代表——良渚古國文明的源頭。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認為：“如果說良渚是實證五千年文明的圣地，那么，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和多學科研究的全面開展，凌家灘遺址完全有可能成為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的圣地，把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再向前提早300年至500年。”

上海崧澤遺址

承上啟下的嶄新時代

1957年，崧澤遺址發現于上海市青浦區趙巷鎮崧澤村，經過發掘，出土了石器、玉器、骨器、陶器、牙器等大量珍貴文物。1979年，根據崧澤遺址的考古發現，考古學家提出了“崧澤文化”的概念，這是上海地區用本地地名命名的第一個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

因崧澤遺址而命名的崧澤文化，是長江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序列的重要一環，絕對年代距今約5800年至5300年，上承馬家浜文化，下啟良渚文化。崧澤遺址的發現為研究馬家浜文化的去向、良渚文化的來源等問題提供了科學資料。2021年，崧澤遺址入選全國“百年百大考古發現”。

崧澤文化在科技和生產力水平上都有重大進步，發明了管鉆穿孔、犁耕農業和快輪制陶等技術。崧澤文化還有較為完備的宗教信仰和一定的禮儀制度，如墓葬中男性陪葬石斧、女性佩戴玉璜。

“崧澤文化和崧澤社會以及大致處于同一時期的長江中游、中原、海岱、西遼河流域等地區的考古學文化和社會被稱為‘中華文明的曙光’。高度復雜化、層級化是崧澤社會的基本面貌特征，不妨形象地稱之為‘社會金字塔’。”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認為，構建崧澤社會金字塔的，是包括上海青浦崧澤，浙江嘉興南河浜，江蘇南京北陰陽營、高淳薛城、張家港東山村，安徽含山凌家灘、馬鞍山煙墩山、蕪湖月堰等遺址在內的長江下游和新安江—錢塘江流域滬、浙、蘇、皖境內數百處崧澤文化聚落群體。

作為大崧澤文化圈的凌家灘遺址，不少學者認為其相當于崧澤文化的中晚期。2007年，凌家灘遺址發掘的23號墓，揭示了一座上下2層至6層，由鉞、璜、玦、璧、錛、龜等300多件玉石器構建的崧澤文化晚期“玉斂葬”，神權祭祀階層在崧澤社會的地位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高等級祭祀禮儀功能區在凌家灘的出現，體現了崧澤社會強大的統一規劃布局和組織管理能力。”葉潤清認為，凌家灘揭示了崧澤社會金字塔最上層的文化面貌。

江蘇東山村遺址

中華文明“第一縷曙光”

1989年，東山村遺址發現于江蘇省張家港市東山村。經過幾次發掘，清理出多處房址、灰坑、墓葬，出土文物有石器、陶器、玉器數百件。

東山村遺址相當于崧澤文化的早中期。崧澤遺址墓葬之間主要通過隨葬陶器和玉石器的數量顯示初步的社會差別，但差距較小。東山村遺址高等級大墓與一般小墓實行分區埋葬。這種分區埋葬現象，在長江下游甚至在全國都是首次發現。

東山村遺址高等級大墓隨葬有大型石鉞、長條形石錛，可能具有禮器的性質，代表軍權或王權。隨葬的玉器多，種類有璜、璦、鉞、鐲、玦、環、管、珠、墜、鑿等，另外還出現了一些新造型的玉器，如環錐形玉飾、鑰匙狀玉飾、“G”形玉飾、魚鉤形玉飾、帶柄鉞形玉器等。

隨葬品最豐富的90號墓，出土了65件（套）陶、石、玉質文物。墓主在下葬時，身邊放著陶缸、陶鬶、陶壺、陶豆等，頭邊放著兩枚大玉玦和一串玉管，頸下佩戴玉璜，耳朵上夾著玉玦掛著耳墜，手腕戴著玉鐲，手邊和腿旁放著表明身份的石鉞，腳邊還放著大型石錛。按當時的社會水平，若非一個族群全盛時最高貴的人物，不可能有如此排場，因此考古學家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崧澤王”。這是迄今發現的崧澤文化墓葬中隨葬品最多、等級最高的墓葬，力證了中國社會復雜化進程。

“發現高等級墓葬的東山村遺址，和屬于高等級祭祀禮儀功能區性質的凌家灘一樣，都揭示了崧澤社會金字塔最上層的文化面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如是說。

崧澤文化早中期大墓與小墓的分區埋葬以及大房址的出現，證明至少在距今5800年前后，社會已有明顯的貧富分化，出現了明顯的社會分層。因此，如果說距今5000年左右中國整體進入了文明社會的“黎明”，那么東山村遺址好比是中華文明的“第一縷曙光”。

浙江良渚遺址

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

良渚遺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區瓶窯鎮、良渚鎮，又稱良渚遺址群或良渚古城遺址，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和良渚文化的核心區，年代為距今5300年至4300年。

良渚文化是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在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之后發展起來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其中良渚古城遺址為整個良渚社會的“王城”。自2007年發現并確認良渚古城之后，經過10余年不間斷的考古調查、勘探和發掘，對良渚古城的結構布局和格局演變已經有了基本認識，古城城址區可分為四重。整個城市系統的布局與山形水勢充分契合，可見良渚先民規劃古城之時視野之廣闊。遺址先后發現不同階段的良渚文化房址、成排分布的房屋臺基以及石頭盲溝組成的排水系統、神廟建筑基址、碳化稻谷堆積等遺跡。

良渚遺址還發掘出土大量玉器、石器、骨器等古代遺存。“玉器被視為權力與地位的象征。在以鉞、璜、鐲、璧、琮和玉人、玉龍、玉鷹等共同構成的祭祀禮儀性玉器體系中，除玉琮為良渚文化所特有外，其他主要玉禮器在崧澤社會均已出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葉潤清說，無論是主要依賴神權凝聚的崧澤社會，還是集王權神權于一體、王權占主導地位的良渚早期國家，祭祀禮儀活動都是其社會政治生活最重要的內容。

宏大的規模、復雜的城市體系及龐大的建筑工程量等均表明，良渚古城不亞于同時期的古埃及、蘇美爾和哈拉帕文明；高等級的墓葬與玉禮器的發現，也證實良渚時期已經出現了統一的神靈信仰和森嚴的社會等級分化。

良渚遺址是同時期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都邑性遺址，其規模宏大、要素齊全，被譽為“中華第一城”和東亞最早的國家社會。作為實證我國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良渚古城遺址于2019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填補了我國無新石器時代和早期文明時代世界文化遺產的缺憾。